《剑桥晚清史》读书笔记（二）：变与不变

无论关于晚清的叙述存在多么巨大的差异，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共识：它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观点影响下的历史叙事，都是按照一个中国对西方的“刺激-反应”模式来进行。对外战争、不平等条约、救亡图存的各种努力，无一不是遵照这个模式。

而这种模式显然忽略了晚清作为一个古老的大帝国反应迟钝却又不乏活力的一面。如本书所说，中国本土的研究从来都夸大了西方的影响。也许西方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和心理影响是广泛的，但是就直接影响来说，西方的影响从来没有超出过沿海的通商口岸。在广大的内地、小县城和农村，由于交通和信息渠道的落 后，人们依然生活在几千年不变的统治模式下。很多时候——至少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前——中国内部的变化与其说是对西方的反应，毋宁说是中国传统应对王朝末期危机的手法的现代形式。

与一般的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不同，本书花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乾隆晚期和嘉庆道光时期的历史。这些叙述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即在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动的对西方的刺激做出反应之前，中国就已经和西方有了足够多的主动的交流，以及并不完全因为西方的主动变化。

这里说的交流并非在后来的主要舞台东南沿海，而是在西部和西北部的边疆，也就是本书所说的亚洲腹地。英国通过印度在西藏，俄国通过中亚穆斯林国家在新疆，都对中国进行了试探性的商业和军事行动。中国的史学界夸大了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后、甲午战争前西方的侵略与俄国和中亚国家甚至从汉代以来西北游牧民族的军事行动的不同。至少这些行动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以武力威胁换取贸易特权。本书这样写到：

“对照清朝在亚洲腹地的经验，它在鸦片战争以后与西方海上列强达成的协定，有不同于通常所说的那种意义。最重要的是，清朝认为这些协定不是新的发明。英国的海军力量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旷世所无，但是缔结的条约不足以证明清朝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

这样就更容易理解，在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国为什么没发生任何改革和变化。用刺激-反应模式的思维讲，那就是中国并没有认为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是什么新鲜的刺激。甚至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和火烧圆明园都没有现代人想象中那样大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性，在当时人眼中它只不过是明朝土木堡之变和瓦剌围北京的重演。

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西化同样不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至少在它开始时，出于对付太平天国的动机肯定远远大于对对付西方——这同样只是中国传统的叛乱。

之所以要强调这种不变，是因为现代人必须要超出自己的“上帝视角”，而能用“同情”的思维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作为后来者，下一个结论或做一个判断是容易的。但当时的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他能做出的决定。在晚清的统治者眼中，英法联军与明朝的鞑靼、瓦剌有什么不同？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跟南宋对金割地有什么不同？新开通商口岸跟与俺答汗的互市有什么不同？采用西式武器与胡服骑射有什么不同？在现代人眼中，它们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当时人却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而更显著的不变在经济领域。本书用了大量的数据来说明，西方的产品，包括中国人采用西方技术的产品，在当时的市场上只占一小部分，更遑论打进内地市场。现代工业没有摧毁手工业，相反在某些产业（如棉布纺织业）还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直到清朝灭亡，现代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也从来没有超过10%。 所谓西方的经济剥削从来不曾大规模的存在，更不曾影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所谓的反帝情绪，在1900年以前，除了对日本，恐怕更多的来源于政治和心理因素。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广大的农村一直处于沉睡状态。这种不平衡一直延续，直到今天仍然有它的影响。

P.S：在与豆瓣朔风网友的讨论中，谈到了中国和日本对于西方的不同反应。我认为，如果说到日本，可以说日本是有经验的，中国是没有经验的。对日本来说，黑船来航后学习西方和白江口之战后学习唐朝几乎没有差别。但对中国来说，缺少这种军事失败后学习外国的经验，至少是学习军事以外的制度的经验。